原标题：民国公堂上的妓女与嫖客

一百年前，《申报》上有很多关于妓女的报道。韩福东 翻拍

民初妓女拉客的漫画。韩福东 翻拍

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

王徐氏是上海一家花烟间(下等妓院)的老鸨，曾因逼令妓女在路边拉客，被公堂罚过五元洋钱。1913年底再度违犯被拘解到法租界公堂，她辩称乃因自己不在家，而新来的妓女不知规矩，最终被罚十元洋钱。

这是1914年元旦《申报》在“法公堂琐案”中披露的一则花边案件。它昭示了一百年前上海风月场生存的法制环境：虽然不许在街边拉客，但妓院可以公开营业。

即便如此，仍有暗娼的存在。18天后的另一则报道即可证明：位于英租界山西路350号的新鹿鸣旅馆，“专事招集一般似妓非妓之妇女，与寓客苟合，从中渔利”，结果被捕头于1月17日晚查获，21号房间有“前为妓女”的徐阿媛与“无赖”王焕章、31号房有“荡妇”许陈氏与周祖裕、26号房内有李永兴与温姓雏妓等“奸宿”。

这些男女和旅馆老板无锡人李梅林被带入捕房。第二天公堂即迅速开庭，“以男女个人均属无耻，当堂申斥开释，惟李梅林不应容留男女奸宿，且循环簿上未将个人姓字登载，有违工部局第八条定章，着罚洋一百元充公，无洋改押三月以儆。”(注1)暗娼并不被允许，但仍被认为是道德范畴的问题，嫖客与妓女均未受法律制裁，只有旅馆老板因此被罚。

按照法国学者安克强的说法，上海的废娼运动是在1915年———即李梅林被罚的次年开始的。在这之前，19世纪的中国仍然根深蒂固于一种容忍和接纳娼妓的传统中，人们对娼妓问题甚至“缺乏道德上的抨击”。(注2)100年前，正是中国针对娼妓公共政策转变的前夜，此后由于基督教组织的不断努力，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越来越高涨的解放妇女呼声，才使传统遭遇了极大的冲击。

四品道员与妓女对簿公堂

绍兴人徐显民是前清道员(正四品)，一方土豪，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跑到上海躲避，与妓女张飏“眷恋甚昵”，因此出钱将其纳为小妾，携回原籍。1913年战事发生(应指二次革命)后，因浙东一带匪盗不靖，故他又带张飏来到上海。由此衍生出一段理还乱的孽缘。

话说张飏到了上海不久，竟“不安于室”准备私逃，徐显民发现后，将她的所有饰物扣留。张飏于是先发制人，打算控告徐“骗吞饰物”。后经某律师调停，双方愿各分飞，但徐显民提出要求，不许张飏重入青楼。两人为此立了合约。但张飏很快背弃前言，在云南路福致里“重张艳帜”。徐显民得知后，以张飏违背前约为由，将其告上会审公廨(上海英美租界的法庭)。

审理该案的谳员(法官)是孙襄谳，前文审理新鹿鸣旅馆案的也是他。因为徐显民两度未出庭，孙襄谳最后决定注销该案，以后不准再控。(注3)

前清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四品高官，也不忌讳而纳妓女为妾，这显示出对妓女的现实包容程度。在清朝道光以前，上海城内还没有妓院，妓女主要在黄浦江内停泊的商船上卖淫。鸦片战争后，妓院开始在城内扎根，并很快成为冠甲全国的烟花地。当时《中华新报》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，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成年女性165632人，明娼暗妓则有9791人，平均17人中就有一个妓女。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暗娼，所占比例无疑更高。(注4)

清末民初，妓女也分等级。从报道看，张飏应属高级妓女之列，她收入颇丰，仅珠宝饰物就值不少银两。在张飏与徐显民生活感觉不如意时，宁愿连珠宝也不要，又去重操旧业。与此可作对比的是，后来的废娼运动中，有一些妓女并不愿意从良。部分是因为再就业的艰辛，部分因为风月场的纸醉金迷。

贫寒女子常被亲人卖身为娼

在100年前，张飏所属的妓女阶层只有很小的代表性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：

英租界三马路公阳里妓女花宝玉，因被鸨母虐待，于1914年1月底的晚上，逃至城内，被警察发现，带回署里。据花宝玉诉称，她原名王桂宝，自幼失去父母，18岁时被姑母陈王氏从安徽原籍诱骗来到上海，以三百元卖入方小惠家为娼，坠入烟花，于今四载。每欲从良，都被鸨母百般留难，受虐不堪，因此请求发堂择配。警察在该妓身上检出金饰数件，随后满足了她的请求。(注5)

另有一个花烟间的妓女胡红宝，也在1月间偷跑到上海法租界的捕房，诉称前年12月间被丈夫抵押入花烟间为娼，被老鸨沈葛氏虐待，请求救援。捕房将老鸨拘解到公堂，老鸨供称，对妓女曾有稍加训责，但不敢凌虐。捕房后来决定罚老鸨十元洋钱充公，并将胡红宝发堂择配。(注6)

当时见诸报端的这些类似案件显示，很多下层妓女是被亲人卖到妓院的，在这里她们缺乏人身自由，但可以积累一些财富。至于遭到何种程度的虐待，妓女和老鸨通常各说各话，似乎更多的妓女身上没有明显且严重的被虐伤痕———至少报道中没有提及。只要妓女愿意从良，警方会提供帮助。

民初妓女逃跑后，寻求官方救济时，她们一般会被送往一个叫济良所的民间组织。济良所的创办者是美国女教士科妮莉亚·邦内尔。1900年，因在人力车上看到一个少女被老妇拖着头发走的情形，激起她拯救婢女和妓女的宏愿。那个时候，妓女被强迫卖淫的现象，似乎比1914年更为严重。按照安克强的研究，1920年代是一个转折时期，贩卖并强迫妇女卖淫的现象逐渐消失，报纸也几乎不出现针对妓女的暴力案件———当然这更多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方向有了变化，“申报停止了对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的报道，而这个决定是由租界的会审公廨宣布的”。

花烟间各种纠纷

15岁幼女名叫吴阿毛，住在上海三马路小花园700号门牌内，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“王三媛”。这个住所的主人吴顺氏是一个老鸨，门下有一个名叫胡宝玉的妓女。捕房怀疑吴阿毛也从事卖淫工作，1914年2月将老鸨和幼女一起押解到公共公堂，判罚老鸨30元洋钱充公，幼女则送往济良所留养。

虽然法律上并不允许，但未成年的幼女被强迫卖淫现象仍很普遍。济良所也比官方更有积极性，去挽救这些失足女子。但上述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。吴阿毛的生母王陈氏聘请律师到公堂禀称，她的女儿已经许配给老鸨吴顺氏的儿子为童养媳，请求将其领回。媒婆王胡氏也出场了，称老鸨的儿子现在镇江药店学习。谳员商议后，仍判幼女留在济良所，并传老鸨之子择日到庭。(注7)

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，不得而知。它很可能又是一个贫困的生母将女儿卖掉，强迫卖淫的凄惨故事。在日本攻陷上海之前，济良所就一直坚韧地与老鸨和贩卖妇女者作斗争。

除了被强迫卖淫和遭受虐待，沦落风尘的这些弱女子还时常成为地痞无赖的敲诈对象。有一位花烟间的妓女陈桂彩，就曾到公审公廨控告一个叫曹阿标的男子“百般胡闹”。曹阿标被罚10元洋钱后，即偕友人将陈桂彩绑架到一个茶楼，要求偿还被罚款项。此举导致曹阿标再度被公廨处罚。(注8)

陈桂彩显然也并非等闲之辈。事实上，一些底层妓女也会扰民，在路上拉客，引诱强迫对方嫖娼。有一位叫刘宝宝的商人向法租界的公堂控称，他行经小东门外时，被烟妓朱周氏将帽子抢去，老鸨王阿金又将其强拖入内。朱周氏见他手指戴有金戒指，要求借看式样，却取去不还。这家妓院的老鸨，此前曾先后五次因强行拉客而被处罚，属于累犯。不过这一次，她们辩称，已不敢再犯，刘宝宝是自行入内嫖娼，并无强拖和抢戒指情事。公堂的聂谳员后来判罚老鸨二十元洋钱，并立即关闭花烟间，不准再开。(注9)

在1915年之前，官方对上海妓院的管理除了收税之外，就只有争议中的性病检查，虽然将妓院纳入管理，但那里仍然是阴暗的角落。能够对簿公堂的案例，毕竟属于少数，更多的妓女、老鸨与嫖客故事，淹没在时光的风尘里。

注1：《旅馆藏垢纳污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2月19日。

注2：《上海妓女：19-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》，(法)安克强著，袁燮铭、夏俊霞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。

注3：徐显民与张飏的故事，详见《申报》1914年1月29日-2月6日报道《张飏重入青楼》、《再志旧官僚与妓女之龃龉》、《撤消旧官僚与妓女之诉讼》等。

注4：参见《旧上海娼妓秘史》，孙国群著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

注5：《妓女陈述苦况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2月1日报道。

注6：《妓女跳出火坑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1月31日。

注7：《幼女仍留济良所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3月1日。

注8：《烟妓不受敲诈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2月1日。

注9：《烟妓院不准再开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2月22日。